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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9/11 9:02:18编辑：返佣啦阅读：(25)字号： 大 中 小

外汇 交易 点差分为 固定点差和 浮动点差。


  浮动点差表示外汇经纪商（目前大型正规平台基本都是浮动点差）本身不参与 客户交易，而是直接把客户的订单拿到 国际市场进行交易。


  他们只收取交割费和服务费。


  为客户提供一个交易平台。


  所以，不管客户下什么单，只要当时国际市场上有人愿意接受， 就会马上成交，不会有人为干预，大家都可以做超短线。


  他们的 价差不是固定的。


  当市场交易非常清淡的时候，因为大家对交易没有太大的兴趣，此时的流动性就会很差，而且产生的价差（ASK/BID）也会很大，这时的浮动点差也就会很高。


  　　有些经纪商是固定点差，而且他们的固定点差也不是市场上产生的交易点差，而是他们自己给出的点差。


  如果客户赚了很多钱，因为客户直接和他们交易，那么客户赚了就意味着他们亏了，所以他们可能会 破产，一旦破产，客户的资金就得不到保障。


  瑞福高就是一个例子。


  正因为如此，对客户有利的单子不容易平仓，或者 亏损无法结算，所以就会有人为干预，不允许黄牛，因为如果客户利用平台见差价来获取利润，其实必然会导致做市商的亏损。


  虽然他们的点差是固定的，但是一般情况下，为了防范风险，点差会比较大。


  如果做市商制度的价差很小，那么他们就会亏损。


  而当数据公布后，价差也会非常大。


  在 危机前 的15年里，只有4年的时间，企业可以承受税前 债务的 成本。


  在整个 国民经济中，只有电子和 钢铁行业在 创造价值， 其他行业的资本效率非常低。


  在 墨西哥，危机前四年的情况更令人沮丧。


  只有电信部门获得的回报高于其税后债务成本，这也是由于墨西哥 电话公司的巨大影响力(该公司 垄断控制着长途服务)。


  　向 富人 加税，难度不容小觑　　4月29日 拜登总统在向参众两院的演讲中提到，不能用增加 财政赤字的做法为“ 美国就业计划”和“美国 家庭计划”的开支埋单，而应采取向美国公司和美国最富有的1% 人群加税的做法，让他们承担税负的公平份额，但同时保证不向年家庭收入低于40万美元的人群加税。


  支持的观点认为这是解决美国经济复苏资金需求问题的明智之举，既可以通过向富人加税缓解目前日益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趋势，也可以获得额外的税收收入，缓解 联邦财政赤字增幅加速的趋势，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


  　　但是，向富人加税似乎更是无奈之举，至少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非常明显，从拜登“百日新政”可以看出，美国新一届政府施政纲领的重要基点就是加税，无论是向富可敌国的美国公司加税，还是向富得流油的美国富人加税。


  这是因为，已经不堪重负的 美国联邦财政在新冠疫情一年多的打击之下变得更加举步维艰，加之“拯救美国法案”1.9万亿美元的“天价”支出，使美国联邦财政更是雪上加霜。


  　　曾经的“降税率、扩税基”政策使得美国联邦财政走上长期赤字之路，截至2021年初联邦公共债务已经累计高达28万亿美元，这主要是由1986年以来历次减税措施和挥霍性支出造成的。


  2017年以减税为主基调的特朗普税改使得联邦财政赤字陡增2万亿美元，增幅进一步加大，公司所得税收入与GDP的占比从持续近40年的约2%降到2019年的不足1%，而素有“富国俱乐部”之称的OECD（经合组织）这项指标的平均水平约为3.1%。


  目前公共债务与美国GDP的占比在110%至120%之间，这将动摇美国国家治理的根基。


  　　因此，拜登-哈里斯政府必然将目光转向加税，而且聚焦在美国富人身上。


  根据美国税收和经济政策学会（ITEP）的研究报告，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年均收入约220万美元，而最贫困的20%人群年均收入还不足1.2万美元。


  拜登-哈里斯政府希望这一部分富人能够贡献更多，以此来缓解美国当下不断加剧的贫富两极分化趋势，缓解社会矛盾和阻止社会分裂，增大美国中产阶级的“社会稳定器”作用。


  　　“希望是美好的，而现实是骨感的”。


  “美国家庭计划”与“美国就业计划”一样，一定会面临巨大的阻力，向富人加税的难度是不容小觑的。


  尽管“美国家庭计划”对向富人加税给出了不可辩驳的理由，如“医疗保健应该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特权，任何美国人面对疾病时应永远不必担心他们将如何支付治疗费用”、“任何美国人不应在购买救命药物和食物之间做艰难选择”，但如何做到向富人加税却是另外一件事情。


  　　如果一边增加支出和投入，兑现对选民的承诺，而另外一边却未能实现如期增加税收收入，将仍旧会加大联邦财政赤字。


  如果仍旧采用加大发行美债的老做法，则又回到问题的原点，还让美联储继续做美债的主要持有人吗？显然，美国新一届政府不希望问题向这个方向发展，而决心放手一搏，通过增加税收来更可靠地解决问题，对此，我们需要谨慎观察和思考。


  　　（励贺林系天津商业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姚丽系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讲师，本文系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数字经济征税权国际竞争加剧背景下更好维护我国国家税收利益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